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羽戈:为什么皇帝不急太监急?
时间:2015年12月30日 来源:优读网 作者:优读网 浏览:

羽戈:为什么皇帝不急太监急?

 

  我写过一篇谈奴隶与自由的文章,文中提到一个段子:

  话说清朝末年,法国使臣罗杰斯对中国皇帝说:“贵国的太监制将健康人变成残疾人,很不人道。”还没等皇帝答话,侍立一旁的的贴身太监姚郧抢嘴道:“这是陛下的恩典,奴才心甘情愿!你怎可诋毁我大清国律,干涉我大清内政?”有人曾费心考证,查询从1844年到1912年法国驻华使节名单,确认并无罗杰斯其人。其实从太监的答语,便可知这是今人的戏说,“以今度之,想当然耳”。不过这则戏说,相当合理,对太监形象的刻画惟妙惟肖,对太监心理的洞察深切入骨。有句老话“皇帝不急太监急”,恰可作为段子的注脚。

  有人读后,问我“皇帝不急太监急”这句老话源自何处。我一无所知,只好问百度。搜来的答案,几乎众口一词,认为源于梁溪坐观老人《清代野记》。这一则“敬事房太监之职务”,虽是古文,却不难读,兹录如下:

  敬事房太监者,专司皇帝交媾之事者也。帝与后交,敬事房则第记其年月日时于册,以便受孕之证而已。若幸妃之例则不然,每日晚膳时,凡妃子之备幸者皆有一绿头牌,书姓名于牌面,式与京外官引见之牌同。或十余牌,或数十牌,敬事房太监举而置之大银盘中,备晚膳时呈进,亦谓之膳牌。帝食毕,太监举盘跪帝前,若无所幸则曰去;若有属意,则取牌翻转之,以背向上。太监下,则摘取此牌又交一太监,乃专以驼妃子入帝榻者。届时,帝先卧,被不覆脚。驼妇者脱妃上下衣皆净,以大氅裹之,背至帝榻前,去氅,妃子赤身由被脚逆爬而上,与帝交焉。敬事房总管与驼妃之太监皆立候于窗外。如时过久,则总管必高唱曰:“是时候了。”帝不应,则再唱,如是者三。帝命之入,则妃子从帝脚后拖而出,驼妃者仍以氅裹之,驼而去。去后,总管必跪而请命曰:“留不留?”帝曰不留,则总管至妃子后股穴道微按之,则龙精皆流出矣;曰留,则笔之于册曰:“某月某日某时皇帝幸某妃。”亦所以备受孕之证也。

  此宫禁中祖宗之定制也。若住圆明园,则此等仪注皆废,可以随时爱幸如人家然,然膳牌之递仍照旧也。所以帝皆住园时多,必至年终始回宫,一至二月中,又幸园矣。觉罗炳半聋为予言。

  炳言此犹沿前明宫之例,世祖因其可制子孙淫逸之行,遂因之。

  一说梁溪坐观老人是安徽桐城人、书法家张祖翼,待考。这个人非常有意思,书名“野记”,不免给人以野史之感,于是他在书前例言郑重声明,此书所记无论大小,“皆据所闻所见录之,不为凿空之谈,不作理想之语”;“所闻之事必书明闻于某人,或某人云”,以示出处和真实性。我记得书中最著名的一则,写彭玉麟劝曾国藩造反,这等秘事,本无对证,作者生怕读者不信,声称曾国藩读到彭玉麟寄来的那十二字“东南半壁无主,老师岂有意乎”之时,其亲信倪人垲在侧侍卫,恰巧见证,后来倪人垲将此事说与欧阳润生,欧阳润生再告诉他。言之凿凿,有板有眼,且如欧阳润生,史有其人,不由读者不信服。这则谈敬事房太监,亦是如此,梁溪坐观老人表示,轶闻来自一个叫炳半聋的觉罗,觉罗是清朝的皇族,与宫闱接近,正适合作为爆料人。

  不过这则轶闻,并未明言“皇帝不急太监急”。倘将其主旨归结于此,则与今人理解的“皇帝不急太监急”相去甚远。今人所云,无疑在嘲讽太监的奴性;《清代野记》所载敬事房太监总管催促皇帝结束性交,高喊“是时候了”,属于工作需要,恪守本分,并不值得过度非议。

  所以我怀疑,“皇帝不急太监急”的说法,古时并无成例,纯属后世附会,其意不在吊古,而在伤今,讽刺那些先主子之急而急、先主子之忧而忧的奴才。这样的奴才,不独太监一种,只是在太监身上,先意承旨的奴性表现最为鲜明,拿他们作靶子,不为冤枉。

  所谓先意承旨,亦作“先意承志”,出自《韩非子·八奸》:“优笑侏儒,左右近习,此人主未命而唯唯,未使而诺诺,先意承旨,观貌察色以先主心者也。”这四个字,充分呈现了汉语的精致,用来形容太监的工作,无比真切。

  说起来,这代表了做奴才的最高境界。相形之下,低级奴才,犹如鹰犬,任主子号令驱使,对主子惟命是从,主子叫往东绝不向西,主子叫打狗绝不撵鸡;高级奴才,其奴性则具有一定主动性,不是被动做奴才,而是主动做奴才,想主子之所想,急主子之所急。主子内急,还未吩咐,他便端来马桶;主子恐惧哪个人,还未表现在脸上,他便对其人痛下杀手,令主子高枕无忧。

  除了段子里的姚郧公公,再举两例。一个出自历史:做《封禅文》献给汉武帝的司马相如;一个出自小说:《琅琊榜》中揣摩梁帝心思而构陷、清洗赤焰军的悬镜司首尊夏江。此二人,皆是先意承旨的模范,尤其是后者,给人的印象,不是太监,胜似太监,他的恶行,可谓对“皇帝不急太监急”的最佳诠释。

  反观现实,案例更是不胜枚举。以我的生存经验,这世上最难打交道,最喜欢摆谱、耍横、刁难民众的人,往往不是权力者本身,而是他的秘书、助理、司机等,这些人的言行,大抵可归入先意承旨、“皇帝不急太监急”的精神谱系。

  我曾采访一位局长,访谈之前,其秘书千叮万嘱,这个不能问,那个不能问,这个不能说,那个不能说,总而言之,不要让领导为难。实则采访之时,局长谈笑风生,思想开明,不仅敢于批评,还敢于自嘲,后一点相当难得。后来我把访谈稿发给他们审核,秘书大笔一挥,把局长所言的精华删除殆尽,并美其名曰“替领导着想”。我忍不住问他:局长都不怕,你怕什么?他一脸不屑,说老弟你不懂,我们的工作不但要想领导之所想,还要想领导之所未想!

  由这个故事,回头再说“皇帝不急太监急”。为什么皇帝不急呢?皇权时代,皇帝乃是九五至尊,大权在握,予智予雄,予取予求,对于批评,爱听就听,不听何妨,反正无损其分毫,故而不必着急。太监则不然,他的饭碗,由皇帝赐予,尽管同时被去势,他对皇帝,却无仇恨,唯有感恩,当皇权被质疑,皇帝被非议,他必定着急,急赤白脸,怒形于色,这未必是作态给主子看,而关乎他的饭碗。说到底,皇帝可以不在乎其权力与颜面,太监则必须在乎。这正可以解释,太监何以为太监,奴才何以为奴才。

  如果把皇帝与太监视作一对政治隐喻,那么我们将会发现,“皇帝不急太监急”这一规律,几乎适用于所有专制权力体系。在此体系之中,最善于作恶的那些人,做起恶来穷形尽相、肆无忌惮、丧心病狂的那些人,以及为维护体制而竭尽全力、无所不用其极的那些人,未必是最大的权力者,而是处于权力中层、基层的爪牙和喽啰。所谓先意承旨、急领导之所急,甚至急领导之所未急,不仅是他们的拿手好戏,还是立身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