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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王安忆的“文革”叙述
时间:2017年07月23日 来源:优读网 作者:优读网 浏览:

  墙:红的;人:蓝的,灰的,草绿的;裤腿:男,七寸,女,六寸;名字:凡爱文的均改为要武;世界:成了个清一色的世界;读书的,教训教书的;教书的,听训;做工的,写大字报;写字的,做工;有钱的,抄个精光;没钱也能周游世界;十字架,老佛爷,一概砸烂,家家供起忠字台;世界,成了个颠三倒四的世界。

  这是王安忆在《69届初中生》中对那个特殊年代的形象概括。作为一名69届的初中生,一个从1980年开始小说创作并且至今仍活跃在文坛上的优秀作家,“文革”的历史、插队的经历、知青的感受不可能不进入她的创作视野,也不可能不影响她的文学表达。她笔下的故事有些发生在那个年代,比如《“文革”轶事》《流逝》;有些穿越了那个年代,比如《叔叔的故事》《长恨歌》;有些却是那个年代的引子或尾声,比如《好婆和李同志》《冷土》。无论“文革”怎样出场,那些在我们惯常的定义中充满血腥、暴力、荒谬、非理性、悲愤和惨烈的浓重色块,在王安忆的娓娓讲述中被稀释成了忧伤而琐细的日常景致。那街头的高音喇叭、大字报、斑斑血迹融进了亭子间每日的小菜泡饭,也融进了江淮流域农家日常的洗衣烧锅。王安忆对那个年代日常景致的悉心描述凸现了日常生活超越时代的恒常性,凸现了日常生活对人的重新确立和重新肯定,也凸现了王安忆“文革”叙述的独特价值。

  王安忆笔下的人物都不是时代风云里风口浪尖上的英雄,面对世事的无常,命运的多变,他们无法主动地选择,只能被动地接受。他们没有理想,有了理想也不可能实现,生活中的大事儿都做不了主,只好将所有的心思和智慧都投入吃穿用度和衣食住行。在谈到上海的市民精神时,王安忆说:“那是行动性很强的生存方式,没什么静思默想,但充满了实践。他们埋头于一日一日的生计,从容不迫的三餐一宿,享受着生活的乐趣。”其实,正是这“一日一日的生计”,这“从容不迫的三餐一宿”有着恒久的韧性和耐力,它蕴含了生活的快乐和忧伤,包容了人生的安稳与飞扬,支撑着人们渡过许多危难的时刻。

  王安忆是将生活本身作为审美对象的作家。她在《长恨歌》中对王琦瑶日常生活细致而饱满的描述,足以让读者领略“文革”前上海弄堂里的旖旎风光。在50年代,纵然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是时代风尚,但精致、细腻、讲究的日常生活仍有它存在的空间。王琦瑶和严师母在穿衣、化妆和发型上比拼着,这两个艳丽的女人那“翠绿色的短夹袄”“舍味呢的西装裤”“织锦缎镶滚边的短夹袄”“浅灰色的薄呢西裤”、旗袍和秋大衣,衬托着胭脂、香粉、口红和指甲油,混合着理发店里洗发水、头油和烘烤头发的焦糊味,成了这条曲折深长、狭窄逼仄的平安里中最亮丽的风景。一周两次的下午茶,糕饼点心、汤圆糖水,乌梅汤莲子粥,寂寥的日子被这热闹的下午茶点燃。天冷了,屋子里安上了炉子,王琦瑶们在炉子上烤鱼干、烤山芋、烤年糕、涮羊肉、下面条、包蛋饺,吃着聊着,午饭茶点晚饭连成一片,谁能想到,这是1957年的冬天,外面的世界正发生着大事儿,火炉边的小天地却是这么的良辰美景。

  生活在流淌,“文革”开始了。在这个衣服的颜色、款式乃至裤脚的尺寸都有具体规定的扭曲的日子里,追求精致而优雅的生活不仅不可能而且无必要,甚至还是危险的。但王安忆仍将上海人的衣食住行作为她观察和描述的对象。她曾说:“在‘文化大革命’的日子里,上海的街头其实并不像人们原来想象的那样荒凉呢!人们在蓝灰白的服饰里翻着花头,那种尖角领、贴袋、阿尔巴尼亚毛线针法,都洋溢着摩登的风气。”王安忆也正是通过观察这种规范制度下小小的花样翻新,确立了她对“文革”叙述的独特视角。

  1966年,雯雯上初中。然而,这场轰轰烈烈、势不可挡、滚滚向前的革命却越来越与她无关。因为“世界不关心她,她也就无须关心这世界了”,“她只关心自己,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关心自己:自己的头发,衣着,举手投足的姿态,给旁人的印象,以及自己的痛苦和欢乐”。一个小小的语录包,她斜背、直背、把带子放到各种长度,为了背着好看;不同颜色质地的衣服,她会佩上不同样式材料的毛主席像章;头发不够长,却成天想方设法、花时耗力地把它们编成辫子,还不断地变换着辫子上玻璃丝的颜色;她想要一件绿军装,这不单是小姑娘对时尚的向往,而是只有绿军装“才有权利享受一点腰身”。雯雯希望别人注意自己,又害怕被别人注意,自己跟自己别扭着,对自己的关注有时甚至是一种苛刻。然而这却是每个青春期的少女都会经历的心理过程,乱糟糟的年代因此也成了她成长的背景和影子。

  衣装发型既是装扮给别人看的,也是一种自我的感觉。王琦瑶做了头发,便有了做人的兴趣;雯雯按照自己的理想折腾自己,自我感觉也陡然地良好起来;欧阳端丽喜欢好衣服,穿着不合身、不合意的衣服会难受、会不自在。严师母说:“要说做人,最是体现在穿衣上的,它是做人的兴趣和精神,是最要紧的”,它是做人的“面子”,“支撑起全局,作宣言一般,让人信服和器重的”,而“吃是做人的里子”,“里子有它实惠的一面,是做人做给自己看”。虽然在严师母看来里子不如面子重要,因为“假如完全不为别人看的做人,又有多少味道呢”?但是在没法儿讲究也不能讲究,只有今天不想明天的年代里,里子的实惠责无旁贷地承担起了面子那“做人的兴趣和精神”,毕竟,那实实在在的口腹之乐让人觉得踏实温暖。

  欧阳端丽对生活的重新认识便是从买菜开始的,每天凌晨四点甚至更早顶着冷风去排号头,买到心仪的肋条的兴奋、不管不顾畅快地吃顿“红烧肉烧蛋”的英勇、排到买鱼号头的踏实都将一个含蓄优雅的少奶奶变成了平常人家的主妇。为了维持家里的开销,她开始变卖东西,随后又在家里帮别人带孩子,去工场间里缠线圈,她的出生和那张大学文凭为她确立的生活方式被捉襟见肘的经济状况击得粉碎,她终于认识到:房租、水电、煤气、油盐柴米这些东西“本是维持生存的条件,结果反成了生活的目的”,“左右前后观望一下,你,我,他的生活却实在只为了生存,为了生存得更好一些。吃,为了有力气劳作,劳作为了吃得更好。手段和目的就是这么循环,只有循环才是无尽的,没有终点”。革命改变了她的身份、地位和生活方式,却改变不了她日日都须应付而且马虎不得的一日三餐,也正是这些调动起她的智慧和精明、勇气和耐力,支撑起了她“做人的兴趣和精神”。

  然而,仅仅从吃饭穿衣来揭示那个特殊年代日常生活的恒常性并不足够,王安忆进一步将她的观察和思考深入下去,那便是——房子。有了栖身之地,吃饭穿衣才有了根基,平庸琐碎才有了着落。《鸠雀一战》中小妹阿姨的生活目标便是要一间房子,她将自己所有的心力和精明都投入其中。生活有了目标,做人便打起了精神。她在张家做过三十年保姆,每个星期日都去跟张家儿子周旋,想要回自己住过的那个小房间;为防万一,她又撺掇57号阿姨占了闸北小叔叔的那间房,甚至亲自动手。不管“文革”是否发生,小妹阿姨都需要一间房子安生立命,“文革”带来的世事变迁只是给了她一线要房子的希望,而房子终于成为泡影多少跟她自己的性格和做人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