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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界岁末遭遇“会海”:资源太多,拼命开会
时间:2017年07月23日 来源:优读网 作者:优读网 浏览:

学界岁末遭遇“会海”:资源太多,拼命开会

 

  时至年底,北京学术圈又开始流传那个经典段子:会场上,大家时常见到一些开会后匆匆赶来的报告人,双手合十致歉:“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来晚了。”会议还没开完,就有人提前离场,双手合十致歉:“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还有场会要跑。”此类人称“如来”——“无所从来,亦无所去,故名如来。” (《金刚经》)

  此番景象当然不限于北京。但凡你的微信朋友圈有几位高校或科研机构的老师,无论是“青椒”(青年教师)还是老前辈,尤其在临近年底的这几个月,每逢周末都会看到他们全国游走奔会的身影。甚至经常遭遇同一场学术会议,被几位不同人士多视角、多场景同时刷屏的盛况。

  “文山会海”从前多用于形容政府机关。现如今,“不是在开会,就是在开会的路上”已然成为学界常态,堪称报销噩梦之后的第二大学界怪现状。

  身处其中的学者亲身感受如何?他们怎样看待“学界会多”?这一现象背后的成因是什么?澎湃新闻就此采访了多位学界中人,他们全方位、多角度、分学科地展开了犀利吐槽和剖析反思。

  高校科研机构每年的开会高峰出现在何时?为什么?

  大家对此有共识:高峰一是暑假前后(6-8月),另一个就是年底(11-12月),而且一般安排在周末三天。

  复旦大学青年历史学者章可博士认为高峰的出现,是几个原因综合的结果:首先,随着学界交流的国际化,一般6月和12月欧美各大学已开始放假,而中国高校还在学期当中,欧美学者有更多自由时间来国内参加会议和查阅资料;而到了国内高校的寒暑假期,往往是各类青年学者研修班居多,会议较少。

  其次,6月和12月往往也是博士论文答辩季,学者(尤其是资深和著名学者)会受邀到各地高校参加答辩,高校就会顺便围绕这些著名学者召开会议。

  第三,这两个时间段,尤其是12月底,是预算年度的截止期,因此许多计划中的会议要在当年度截止前召开,完成计划。

  今年十月至今,参加了多少学术会议?规模和品质如何?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文专业的一位学者F表示,十月以来参加了5个会,2个在北京,3个在外地,估计到年底前还会有一两次。其中,会议人数最多达七八十人,最少十来人。这位老师感觉质量好的会还是占多数,当然这多半取决于参会者自己的心态和自觉程度。“如果是抱着认真交流、积极参与的态度,就会有收获;而如果只是去会会朋友、观光游览,为花钱(报课题)而参会,那就是另一回事了。最糟糕的是那种开完开幕式就离开的,以领导、学霸为多,而有发言和主持任务的会坚持到最后,到闭幕式时人数往往只有开幕式的一半或更少。”

  南京某高校的文科青椒S对学术大佬蜻蜓点水般赶会的现象也表示了不满:“他们似乎很忙。其实这给很多听报告的人造成一种负面印象,甚至也可以说是一种学术上的不平等现象。学术报告不同于一般会议,一个学者忙到没有时间进行学术交流,没有时间听别人报告的份上,他的学术水平能否货真价实也就值得怀疑了。而且,学术会议如果没有切实的学术思想交流,也就失去了意义。”

  上海社科类教师Q透露,就他们专业来说,复旦大学和上海大学的学科中心年底通常有很多钱,既分不到个人,花不完还要清零,所以都变着法子来花。而现在报销规则多,花钱限制多,开会变成了最容易报销的,于是就逼着开会。“我会都参加不过来了,最近每周末都有,一周同时几场。还有些所谓国际会议的,但感觉就是走过场。国内外差异巨大,学者不好好准备就无法很好沟通。”

  这位教师还吐槽了一点:资源分配不均。“有些学校资源太多,拼命开会;有些学校没有资源。开会的学校‘青椒’忙会非常累,都没时间做科研了;完全没资源、无法开会的也不好,因为开会是建立学术联系网络和巩固学术圈子的,这样有资源的学校愈发强大,没资源的学校越发展不好。形势逼得我们这些‘青椒’也去开会,不开会无法让别人认识你。但很多会确实走过场,能深刻交流的少。”

  不过记者在采访中也发现,“年底会多”的现象也存在学科差异。华东师范大学化学系的青年教师(副教授)就表示,年底确实有经费富余,不过他们学科不需要通过开会来消耗,“都是直接买试剂、买设备,很快就花完啦!”

  学界“会海”,是老问题还是新现象?

  曲阜师范大学历史专业的60后教师杨春梅回忆,1980年代她还只是学生,随师长参加过几次会议。根据当时观感和后来翻文献所得印象,觉得那时学界会议无论次数多少、规模大小、时间长短,中心议题大都是困扰已久、备受关注、具有强烈现实感的问题。发言讨论则很少客套,观点针锋相对,争论虽然激烈,但研讨富有成效。尽管现在看来,有的问题早已不成其为问题,但当时却对解放思想、开阔视野、推动学术发展起到很大作用,有的甚至在学术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今天回想起来仍令人感怀无限。

  进入1990年代,“书山”风气大变,知识分子纷纷“下海”,会风也跟着变味。她对学术会议逐渐高昂的会务费印象比较深,好像不少会议干脆就是以赚钱为目的,当然请去站台的大佬们是不缴费的,可能还要付他们站台费。

  她的另外一个印象是,越来越多的地方政府开始借学术会议运作文化搭台、经济唱戏项目,其中为争夺古代圣贤名人故乡各拉一帮专家学者为之站台撑腰,本身就是一场好戏!不少顶级学者穿梭期间,地方管吃管住管接送兼赠土特产,很是风光。

  2000年后,类似现象继续存在,只是因为课题越来越大、经费越来越多,加上什么“基地”、“高地”、“工程”之类名目繁多的学术创新和繁荣模式,钱越来越多,举办会议多只是花钱的一个名目。所以会务费由少收发展到不收,食宿全包,有的连交通费也报销了。她表示,会议成效如何,参会不多,不敢乱说。只知道“文山”(无数课题申请和结题验收报告及填不完的表格)、“会海”已是痼疾,办会成为一种任务,奔会成为学者负担。面子加互相捧场,疲于奔命也只得认了。

  尽管如此,杨春梅老师发现,此间也有新气象。即由志同道合者组织的主题好、会期短、节奏快、效率高、收获丰的中小型会议越来越多。“这类会议只要议题为我所关注,又有机会,我是乐于参加的,有时甚至不经邀请自己去蹭会。否则,便不掺和。”

  一位从本科到博士后一路通读、未曾离开校园的80后青年学者,也感觉近十年来学术会议的数量明显比以往更多了。他认为主要原因是经费相对以前更充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