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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余庆先生为何放弃近代史研究,转向古代史?
时间:2017年11月18日 来源:网络整理 作者:采集侠 浏览:

  田余庆先生如何走上中国古代史研究之路?我早在求学时就产生过这个问题,那时,主要是出于对田先生学问的敬佩,想了解他的治学之路。

  我是1955年考入北大历史系本科学习的。当时历史系本科是五年制,教学上十分重视打基础。比如,中国通史要安排学三年,按历史断代,由知名教授或中青年骨干教师任课。给我们讲秦汉魏晋南北朝历史的,就是田余庆先生。

  田先生给我们讲课时才三十岁出头,在中国古代史任课教师中,是最年轻的一位。但是,他讲的课有深度,既不乏老先生那种细致绵密考索之功,又有让人耳目一新的宏观概括和独到见解。在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之后,很多老教师小心谨慎,堂上多照着讲义授课,以致我班同学林生早在后来的教育革命运动中,贴出过一张题为《上课神疲论》的大字报。而田先生的课,很吸引人,受到欢迎。历史本应该是不枯燥、不空泛的,让人体味无穷,这正是我当年报考历史系的理想追求。所以,听着田先生的课,钦佩之情油然而生。

  还有一件事更打动了我。按照规定,进入二年级,大学生要写学年论文,我们这一届要求学生每人做一个历史人物年表,你选择了哪个朝代的人物,就由相关任课教师来指导。我选的是东晋刘裕,自然就由田先生指导。田先生要求我们使用第一手资料,认真读好《史记》《汉书》。

  这是我入大学后第一次较系统地阅读古代典籍,热情很高,一心想写好这次习作。为了使自己的文章内容丰富,史料充实,我把古籍中那些自己以为精彩的词句和评述,悉数摘引到自己的文章中。文章完成后,用老式的竖排稿子誊写,装订成整整齐齐一本,交了上去。过了一些时候,作业发下来了。看上去田先生仔细审阅了我的文章,因为文中留下了不少标记,最后还写了一大段评语。最为醒目的是他在我认为一些精彩的词句上,用红笔划出道道,标有“陈词滥调”四个大字。这犹如给了我当头一棒,在我以往写作中还从来没有受到这样的批评。

  但仔细阅读他的批语,不难领悟到田先生想引领一位初学者入门的苦心,他在评语中着重指出:写文章要有“独得之见”,不可人云亦云!这正是我在这次习作中暴露出来的最大问题,也是对我如何做学问的一个重要告诫。这么一想,就感到田先生这次批评和指导是多么的可贵!

  因此,经受这次批评后,在我的思想上反而拉近了与田先生的距离,加深了对他的尊重,也就更想了解田先生是如何走上中国古代史研究之路。

  1963年,我留校任教,对田先生的早年经历和治学道路,有了更多的了解。原来,他与我的业师罗荣渠先生从西南联大开始就是同班同学。他们都积极参加了"一二·一"运动,田先生还担任过北大学生会的负责人,上过国民党的黑名单。罗先生学生时代的日记,有不少关于田先生参加革命活动以及如何同反动军警斗争的记述。有一次,军警闯入校园抓捕进步学生,同学们把田先生层层围在人群中间,把他严密保护起来,得以躲过一劫。后来形势更为紧张,特务常常深夜入室抓人,他不得不东躲西藏,有一次就临时在罗先生住处过夜,因为那里有一堵矮墙,越墙可到理学院那边避难。还有一次是躲到低一年级的李克珍先生的女生宿舍处,因为附近有一段不高的围墙与大街相邻。

  1948年临近解放,形势进一步险恶,田先生等十二人遵照上级指示离校奔赴解放区。可时过不久,北京就和平解放了,他又随解放大军入城,参加了接管北京城的工作。后来征得组织同意,回北大历史系继续学业。毕业后留校工作,先从事中国革命史、中国近代史方面的教学和研究,后来才转到了中国古代史。

  关于他北大求学时紧急离校、后来复学,以及毕业留系后从事革命史、中国近现代史教学和研究的情况,是田先生一次同我谈话时提及的。可是,当我了解到田先生这些早期经历时,似乎进一步加深了我在学生时代所产生的问题:既然最先接受的是中国近现代史方面的任务,而这方面恰好是北大历史系十分薄弱、亟待重建的学科,怎么又放弃了中国近现代史,搞起中国古代史来了呢?可是,那次谈话为时仓促,平时接触机会又不多,未能进一步了解。

  2000年,田先生和我都迁到新建的蓝旗营小区,他住十二号楼,我住十一号楼,交往自然多了起来。李克珍先生大学时也给我们讲过亚洲史,后来同属一个教研室,更多了一份亲近,不仅节假日我常登门拜访,平时也多有往来。有时他们打电话来要我和老伴一起过去坐坐,也有几次,两位先生亲自登门到我家聊天。

  记得有一天,门铃突然响起,我开门一看,是两位老先生。田先生见到我表情有点惊讶,就笑了起来,"今天天气好,在院子里散步,走着走着,就走到你这里来了,连电话也来不及打了。"进门坐定后,我们像往常一样,想到什么谈什么。我看田先生今天精神格外好,在他谈到西南联大一些往事时,我即想起放在心上已久的问题,脱口而问:"田先生,那你后来怎么从中国近现代史又转到中国古代史,搞起魏晋南北朝史的呢?"

  这个问题似乎打开了他早年记忆的盒子。他们一边喝茶,一边叙述,主要田先生讲,也有李先生的插话。这次谈话差不多进行了两个多小时,是我们谈话时间最长的一次。这次谈话终于解开了我心头之谜。

  田先生说:"年轻时也怀抱宏大志向,但我家境平常,少年时并没有受到你的老师罗荣渠那样的家学熏陶。早年颠沛流离,目睹旧中国的穷困和破败,一心想济世度人。最早立志学医,后来感到医生可以治病人,却治不了社会,于是从医学院退学,改学政治;后来又转到历史系,先想过要学世界史,认为不了解世界,你怎么改造中国呀!想当年,对于搞什么专业,自己并没有明确的定见,毕业后被留在文科研究所的民国史室,就搞起中国近现代史来。"

  接着,田先生针对我的疑问,回答说,他思想转折发生在中国人民大学研修班学习期间。留校后,最初曾承担中国革命史教学任务,其间被选派到中国人民大学进修班学习。由苏联专家授课,讲授联共党史,以大课形式进行。所谓讲课,就是苏联专家在台上一字一句念讲稿,坐满讲堂的学员在台下静静地听他念。实际上,讲义已发给了听众,而讲授者仍照本宣科不误。课后分组讨论,所谓讨论,也是要求学员复述讲义的内容。如此周而复始,直至培训结业。

  田先生说,一个学期下来,他的思想深受震动。心想,如果大家都照着这一套去做,还需要有个人的思考和研究吗?由此,心中渐渐形成了一个明确的想法:革命史、中国近现代史是没法搞了,联共党史那一套理论全给框死了;世界历史也没法搞了,因为世界历史研究也不可避免会受到这个理论模式的限制。看来,只有中国古代史,也许还会有某种思考的空间。恰好1952年高校院系调整,历史系人员重组,田先生争取进入了中国古代史教研室。接着,本系余逊老先生突然病倒,他多年来讲授秦汉魏晋南北朝历史缺人,田先生填补了这个空档,接过了这门课(秦汉部分先由汪篯先生承担),从此,就在中国古代史落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