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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川隆谈日本禅宗(2)
时间:2018年03月25日 来源:网络整理 作者:采集侠 浏览:

  但美国学界竞争很激烈,不能不赶时髦,好异立奇。他们开始吸收很多后现代的成分,佛尔是地地道道用后现代思想来分析禅宗的问题。后来马克瑞教授也跟着开始运用后现代思想了。他有两部代表性著作,一本是《北宗禅与早期禅宗的形成》(The Northern School and the Formation of Early Chan Buddhism,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86,韩传强译,上海古籍出版社,觉群佛学译丛,2015),这完全是柳田圣山式的客观、实证的研究;另一本是《由禅谛观》(Seeing through Zen: Encounter, Transformation, and Genealogy in Chinese Chan Buddhism,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3),暂时还没有中译本。我们跟马克瑞教授关系一直很好,一起聊天的时候经常用中文叫他“马老师”。他辞去美国的教职搬来日本后,我们帮他出了这本书的日文版(《虚构ゆえの真实——新中国禅宗史》,大藏出版,2012)。在翻译的过程中,我深深感到里面的东西还是很正宗的禅宗史,后现代好像只不过是一种包装而已。但是,我觉得能除掉这张花花绿绿的包装纸而看到里面的东西的人倒很少。

  欧美学者对日本禅宗介入政治和战争有一些看法和批评,比如布莱恩·维多利亚的《战争中的禅》(Zen at War)已经有日文版了。当时美国学者批评西田几多郎、铃木大拙等人的暧昧态度,好像跟战争有默契。但是,近来也有些人根据资料指出,有些日本的禅学者实际上参加了一些反战活动。本应保持沉默、保持超越态度的禅学,跟战争、政治是什么关系?

  小川隆:上世纪九十年代,美国几位学者批评日本禅宗在二战中助力战争,拿禅的神话来强化日本的民族主义。这在当时冲击确实是很大的,美国学者指出来的的确是事实,有些禅宗和尚很积极地介入了战争,把钱和飞机捐给军队。这些批评我们应该虚心地接受。但他们批评铃木大拙的做法,难免令人觉得不公平。他们在材料选择上有先入为主的偏见,而且引用材料往往是断章取义,经常歪曲了铃木的原意。

  不过,日本禅宗确实有过政府走向战争,禅宗也就跟着一起走的倾向。这一点还是不能否认的。日本禅宗的传统直接联系到中国宋代的禅宗。无论是宋代禅宗,还是日本江户、明治时代的禅宗,一直是高级的精英阶层的宗教,是统治阶级的宗教,所以一直跟政府和执政者保持着很密切的关系。比如,大慧宗杲可以说是宋代最有名、最有影响力的一位禅师(《水浒传》里,为鲁智深主持葬礼的也是他。这固然是小说中的虚构,但反过来说明大慧在民间也有很大的名气)。大慧说:“菩提心则忠义心也……予虽学佛者,然爱君忧国之心,与忠义士大夫等。”(《大慧普觉禅师语录》卷二十四,示成机宜)他是属于抗金派士大夫的圈子。因此张九成他们受到秦桧一派的压迫时,大慧也连坐被迫还俗。过去日本禅僧也经常有同样的倾向。

  禅宗是很强调超越生死的,是有哲学含义的;但一到武士道里,就变成了不怕死的哲学,好像修了禅,就不用怕死。所以,有很多武士、武术家都参禅。而禅宗也难免受到武士道的影响,它们之间有互动的关系。

  明治时代的禅宗,他们想从危险的地方把自己拯救出来,想重新振兴禅宗,于是不得不跟政府有一种互相合谋的关系,比如铃木大拙的老师释宗演,随军到旅顺,类似于欧美军队中的传教士,这是日本特殊的历史结构。具体到像铃木大拙这样的学者,到底是默许了战争,还是说他试图用慈悲、和平来抵消战争的残酷?铃木大拙在1930-1940年代的生活和处境是怎么样的?

  小川隆:我指导的一个新西兰的留学生,他去年撰写的博士学位论文,就是关于铃木大拙的研究,材料来源于最近刚公开的铃木大拙英文日记(Stefan P.GRACE『鈴木大拙の研究——現代「日本」仏教の自己認識とその「西洋」に対する表現』,)。在日记中,铃木大拙写了很多批判战争、反对战争的话,他内心里肯定是反对战争的,而且很讨厌军队。战后出任首相的吉田茂,战前就秘密从事终战的活动,有这样的一圈人,铃木跟他们是朋友。日本海军中也有一个小集团,在秘密从事终战工作。据说铃木大拙和西田几多郎也参加他们的会议。他们内心反对战争,是可以肯定的,只是他们没有公开站出来反对战争。我看当时这是不得已的。但按照维多利亚教授的标准来说,不公开反对就等于默许,不当烈士就是卑鄙的胆小鬼了!

  铃木大拙当初好像比较乐观地相信“禅体西用”,以禅做无形的原理(“无分别”),从而很好地、有效地接收并活用西方现代文明(“分别”)。但到了战争时代,据我理解,他似乎感到“禅体西用”有限度,感到自身“无分

  别的分别”哲学的无力——原本相信“禅体”(“无分别”)和“西用”(“分别”)能自然而然地和谐起来,但一到战争时代,就是现代文明“暴走”的时代,就不能不感到这种想法的无力。所以,他后来很强调“大悲”(大慈大悲)。在战争之前,他也有这样的说法,但二战快结束时,他特别强调智慧和慈悲的连接。当初是“禅体西用”,后来是“慈悲为体、智慧为用”。“大悲”这个词本来是普通的佛教术语之一,但也许只是我的个人感受,在铃木大拙的文章里,“大悲”的意思是很大的悲哀,有这样的感情色彩。所以二战后,他八九十岁了还鞭策老躯很刻苦地去美国、欧洲、印度等地讲学,还写作,把这个当作了自己永远不能放弃的“菩萨行”。我觉得那些西方学者似乎没有看到铃木大拙心灵的深处……美国学者批评日本的某些方面,正确是正确,但根据现代的标准对过去的思想家“判刑”是正当的吗?

  不过,看来最近美国学界也开始有变化。比如美国杜克大学的Richard M. Jaffe教授给铃木大拙的《禅与日本文化》2010年版写了一篇导论(“Introduction to the 2010 Edition”,Zen and Japanese Culture,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10)。这篇文章用很多新的资料,从一个很公正的观点重新介绍和评价铃木大拙,使我受益不浅,而且很感动。我就把它翻成日文并登在日本的杂志上了(“今、大拙を読む”,《思想》第1082号,岩波书店2014年6月)。Jaffe教授正在出版英文版铃木大拙选集五卷和铃木大拙读本一卷。我希望中国学者讨论铃木大拙时,也多注意他的工作。

  您所在的驹泽大学属于曹洞宗,学校会要求学生亲身实践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