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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维明:直率地面对现代西方的黑暗面(3)
时间:2018年03月25日 来源:网络整理 作者:采集侠 浏览:

  我们在全球正面临着两种相互抵触的力量,甚至是两种相互矛盾的力量:国际化(全球化)和本土化(社群化)。联合国是基于国际化的精神而成立的。它现在必须处理与根有关的问题(以上说的原初联系都属于根的问题)。科学、技术、大众传媒、贸易、旅游、金融、移民和疾病的全球化,正以前所未有的进度,进入一个前所未有的阶段。尽管如此,本土或部落感情的广度和深度,不论是隐性的还是显性的,都不可能被启蒙运动的工具理性、个人自由、斤斤计较、物质进步和权利意识的价值观轻易改变。人们如果能在伦理上意识到,任何形式的修身、谈判、正义、同情、礼仪、责任意识、个人尊严、内在价值感都要合乎情理,那么,他们就能更好地理解人际关系的弹性力量和爆炸力量。

  儒家认为,人不仅仅是理性的存在、政治的动物、工具使用者或语言的运用者。他们看来已经有意识地放弃了归约主义者的模式。他们用五个互相联系的观点给人下了定义:

  1.人类是感性的存在。他们不仅能在两个人和更多人之间形成内在的共鸣,也能与其它动物、植物、树木、山川、河流、直到自然整体,形成内在的共鸣。

  2.人类是社会的存在。作为孤独的个体,人类与地球王国上的其他成员相比是软弱的。但是,如果他们组织起社会,他们就拥有了内在的力量,不仅能活下来,还能繁荣昌盛。人类相互作用的各种网络结构展示的人际关系,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是必要的。我们的社会决定了我们的特征。

  3.人类是政治的存在。这句话的意义是,就等级、地位和权力而言,人的生物本性和社会命运对人际关系做出了区分。儒家虽然坚持这人造的界限是变动的,但是他们承认“差别”对实现社会的有机而非机械的团结具有重要意义。于是,在一个讲究仁义的社会里,社会的有机团结,既是公平原则的中心目标,也是公正实践的首要目的。

  4.人类是历史的存在。他们分享集体的记忆、文化的记忆、文化传统、风俗习惯和“心灵的习惯”。

  5.人类又是形而上的存在。他们的最高渴望,不是用人类中心主义的思想术语所能简单阐释的,但是能用他们对顺应天命的终极关注来描绘。

  儒家的道是一种学习的道,即学习如何做人。在儒家精神里,学习如何做人就是把自己投入一个永不停止的、没有尽头的、创造性的自我转化过程。这既是一种人际活动,也是一种应天的对话。这包括四个不可分离的方面——自我、群体、自然和超宇宙的事物。学习的目的虽然总被看作是为了自我。但是,这里说的自我,决非一个孤立绝缘的个体,而是一个复杂的万物关系的中心点。它是一个动态的开放系统,不是一个静态的封闭结构。因此,自我与社会的感应,人类与自然的和谐,以及人类与天的不断沟通,是人类活动的最根本特征,具有至上的价值。

  儒家把此时此地的、具体的、活生生的人作为出发点,去发展他们的哲学的人学(philosophical anthropology)。他们认识到人的生存条件是有其根源的。我们所说的内在于儒家思想中的原初联系(种族、性别、语言、地域、阶级和基本的精神取向)的深层意义,在于它们充分展示了文化的多元性(这不能与任何形式的恶性相对主义混淆)。儒家经常把自己的“道”理解为身心之学,或者是性命之学。他们有这样一种认识,即每个人命中注定是嵌于某一特定条件下的独一无二的人。但是,每一个人同时具有自我教育、自我发展和自我实现的内在可能。也就是说,命中注定嵌于某地,是我们生存条件中难免的结构性限制,尽管如此,我们仍被赋予无尽的可能,在学习做人的过程中转化自己。因此,我们拥有内在的自由。这自由蕴藏在我们作为天人关系的中心的责任中,它创造了我们的价值。仅此一点就值得并需要尊重。

  本杰明·施瓦茨在《古代中国的思想界》一书的结尾部分,讨论了《五经》的“精神”。他针对新儒学的中心问题指出:“最后,有关根的问题,要学孔子和孟子。他们已在人心里找到了根。只有人心才有能力‘诚意’,‘诚意’之后再扩展这种超越的能力,实现人类存在于社会结构中的道。从这个观点来看,《四书》的基本教义就在于此。在一个更深的层次上,《四书》还为这样一种信念提供了本体论的依据,相信个体面对道家和佛家神秘主义的不断挑战,具有超越的伦理能力。”

  新儒家以心学为本体论的依据,在封建晚期的中国、现代以前的越南、李朝时期的朝鲜和德川时期的日本,帮助儒家知识分子在家之上国之下创造了一种文化空间。他们不离家园,却能积极参加集体活动,投身于地方的、地区的或国家的政治。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并不只是 调整自己以适应世界。马克斯·韦伯对儒家生活取向的整体评价漏掉了这一点。维持他们社会活力的精神资源,来源于他们管好自己的事情。这些事情包括修身、劝善、传道、知天命、尚友千古、仿效圣人、树立文化规范、改造作为道德共同体的世界。

  当我们看到,一个新的世界秩序代替了由超级大国强加的排他的二分法(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我们容易得出肤浅的概括——“历史的终结”,“文明的冲突”或“太平洋世纪”。但是,从长远角度来看,更加困难但也是更有希望、更有意义的工作是,研究如何学习做人的问题:我们是不是与其它万物分离的个体?我们每一个人是不是把自己当作万物关系的一个中心而活着?道德自知对个人成长必要吗?社会成员之间缺乏基本的责任感和义务感,这种社会能够繁荣持久吗?我们这个多元的社会是否应该精心培养共有的价值观,从而为人类的相互理解达成共识这些才是真正的基本问题。

  儒学的复兴有利于东亚的知识分子形成团体认同的自觉意识,这是非常必要的。我们正处于全球历史的起点,不是在目睹历史的终结。并且,从比较文化的视野来看,这个新起点必须被看作是文明对话的起点而非文明冲突的起点。我们认识到,在种族、语言、地域和宗教中存在着文明冲突的危险,这使得文明对话的必要性尤为紧迫。我们必须重视从伦理的、精神的尺度探讨人类的繁荣,寻找另一种可持续发展的模式。

  超越由工具理性和个人利益造就的心理定势,在这点上,我们做得太晚了。随着传统社会的渐渐消失,我们目睹着一个通讯、网络、谈判、互相作用、彼此影响、共同合作的时代的到来。随着中国人、日本人、朝鲜人、越南人移居到世界上的其它地方,他们中的知识分子是否能在自我修养、家庭和谐、社会团结、仁义管理和全球和平这些儒学精神的鼓励下,清楚有效地表达责任伦理,将对全球事务具有深远的意义。